奴隶叙事在非裔美国人反抗奴隶制的压迫、争取自由的长期斗争中起到了重要作用。如安德鲁斯（William L. Andrews）所说，奴隶叙事，尤其是内战之前的奴隶叙事，都直接或间接证实了两个命题，其一，奴隶也是人（正如当时一条著名的反奴隶制标语所说，“难道我不是人和白人的兄弟吗？”）；其二，奴隶叙事作者讲述了事实，是黑人经历和品质的可靠记录者（To Tell a Free Story 1）。总的来说，奴隶叙事主要包含以下主题：奴隶叙事积极参与了关于奴隶制、尤其是关于种族的社会大辩论之中，挑战了白人文化中将非洲人视为未开化的野蛮人的观点以及对于黑人智力和能力的呆板原型刻画。长期以来，奴隶制的维护者把非洲人视为劣等种族，仅适用于做奴隶，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绝大多数非洲黑人既不能读写，也不会推论。他们争辩说非洲人既然在智力和道德上劣于欧洲人和欧洲北美人，那么对于他们的奴役就不是罪恶，种族主义因而成为维护奴隶制的基石。废奴主义者则反对这种观点，强调人的共同人性，坚称不能用种族来维护奴隶制或其他形式的歧视（Bruce 29），而由非洲黑人创作的奴隶叙事恰恰说明了非洲黑人拥有足够的心智和与白人相同的人性。
奴隶叙事也以奴隶的亲身经历，揭露了奴隶制的罪恶，尤其是奴隶主的残暴。首先，叙事无一例外都含有关于奴隶所受到的非人待遇的描述，展现了南方奴隶制对于奴隶家庭的摧残，以及黑奴被迫遭受的亲人离散的痛苦。生活在奴隶制下的黑人家庭，无论是夫妻，还是子女，视奴隶主的经济状况或者一时兴致可随时被拆散、卖掉。尽管赞同奴隶制的人们认为奴隶不具有与白人同样的情感和价值观，但奴隶叙事雄辩地证实了黑人同样具有感情和亲情，其家庭纽带丝毫也不亚于白人（Bruce 31-33）。其次，奴隶叙事也控诉了奴隶主对于女奴的性压迫。道格拉斯在自己的叙事中就描述了他的姑母海斯特如何在拒绝了主子的性挑衅后，被主人剥去衣服打得昏死过去的场景。对于女奴遭受的性压迫最充分的描述可见雅各布斯的《一个奴隶女孩的生平故事》。“奴隶制对于男人是可怕的，但是对于女人来说就更是如此”（77），雅各布斯在她的叙事中如是说。雅各布斯强调女奴无法拥有白人妇女所享有的权利，是奴隶制使得奴隶主可以恣意妄为，对女奴进行任意欺凌（qtd. in Bruce 32）。除了声讨奴隶制的暴行与非正义，这些叙事还特别描绘了奴隶对于自由的渴望和追求，也成为彰扬奴隶战胜逆境取得成功的典范。每部奴隶叙事都是一个关于自由的故事，这种自由是通过激烈的反抗和克服种种艰难险阻而取得的，常常需要冒着生命的危险。因而奴隶叙事也是关于那些成功冲破牢笼的黑奴的颂歌。
奴隶叙事在非裔美国文坛占据重要地位，更是 19 世纪非裔美国文学最为重要的组成部分。盖茨声称，“非裔美国奴隶叙事构成了历史上由奴隶群体所创作的最大批量文学作品，黑奴正是通过这些作品最终宣布了自己作为人的身份”（Davis and Gates xii）。纵观历史，奴隶叙事大体上经历了以下发展时期：
1. 18 世纪 70、80 年代到 19 世纪 20 年代奴隶叙事最早出现于 18 世纪 80 年代。这一时期的叙事多叙述了作者从异教徒到基督教徒的心理历程。因为这些作者出生于非洲，所以他们一般把自己视为非洲人而不是奴隶。18 世纪末的奴隶叙事抨击的焦点是跨大西洋奴隶贸易，直到 19 世纪初奴隶贸易相继在英美两国被禁之后，奴隶叙事才真正聚焦于奴隶制。 18 世纪最为知名的英语世界非裔人是伊奎阿诺（Olaudah Equiano，1745—1797），他也是非裔美国奴隶叙事体裁的开创者。他于 1789 年发表的《关于非洲人奥劳达·伊奎阿诺，或古斯塔夫斯·瓦萨生平的有趣叙事，由他本人所写》（The Interesting Narrative of the Life of Olaudah Equiano, or Gustavus Vassa, the African. Written by Himself）确立了 19 与 20世纪非裔美国奴隶叙事的主要形式特点。伊奎阿诺自称于 1745 年出生于尼日利亚的东南部，十一岁时被卖为奴，通过中间通道来到西印度群岛，先后被带到弗吉尼亚与伦敦，随即又被卖到西印度群岛，在那里伊奎阿诺积攒了足够的钱赎买了自由，后来皈依基督教成为卫理公会教教徒。伊奎阿诺通过经商获得了一定的经济和政治地位，于 1779 年被伦敦主教作为传教士派往非洲。18 世纪 80 年代他倡导废除奴隶贸易，在写给报纸的信件以及自传中都表达了这种观点。伊奎阿诺于 1797 年去世时已经成为既富有又享有盛名的人。 在过去几十年中，伊奎阿诺一直被认为是其时代卓有成就的英语作者和非裔人。他的叙事被视为奴隶叙事体裁的原始文本，其中关于他早期生活以及他作为奴隶的经历更是被广泛收录在各种文学选集中。但是近年来的研究披露出或许伊奎阿诺真正的出生地是北美殖民地的南卡罗来纳州。这个论断如果属实，那么他的非洲出生地和在中间通道运奴船上的经历便是杜撰的，他的那些关于非洲的令人信服的叙述很可能来自他在加勒比、北美和英国的旅行中的所见所闻，但他的声音毫无疑问在两个世纪中激励了成千上万的非洲流散同胞（Carretta 45-47）。伊奎阿诺的叙事在他生前已经出了九版，这在当时实属罕见。19世纪中叶之后他及他的作品逐渐淡出人们视线，主要因为此时奴隶叙事的重点已经从英国人占主导的跨大西洋奴隶贸易转到了北美的废除奴隶制斗争（57-58）。 2. 19 世纪 30 年代至美国内战前从 19 世纪 30 年代中叶起，具有自传色彩的叙事在废奴主义运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这一时期有大批的奴隶通过国内奴隶贸易被卖往美国南方腹地，南方种植园的奴隶人数不断上升，成为南方经济的重要支撑。作为南方白人种植园主的私有财产，黑奴可被奴隶主任意处置，被迫承受高强度的劳动和种种非人待遇。由此，这一时期的奴隶叙事皆披露了奴隶制惨无人道的罪恶行径，描述了逃亡奴隶冒着生命危险奔向自由的旅程。在 1865 年之前发表的奴隶叙事中，较为出名的包括：《逃亡奴隶威廉姆·格林姆斯的生平》（Life of William Grimes, the Runaway Slave, 1825）、《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一个美国黑奴的生平叙事》（Narrative of the Life of Frederick Douglass, an American Slave, 1845）、《逃亡奴隶威廉姆·韦尔斯·布朗的叙事》（Narrative of William Wells Brown, a Fugitive Slave, 1847）、《亨利·比布：一个美国黑奴的生平叙事》（Narrative of the Life and Adventures of HenryBibb, an American Slave, 1849）、《为奴十二年》（Twelve Years a Slave）以及《一个奴隶女孩的生平故事》（Incidents in the Life of a Slave Girl: Written by Herself, 1861）。值得一提的还有白人女作家哈利耶特·比彻·斯托（Harriet Elizabeth Beecher Stowe）创作后来享誉全球的小说《汤姆叔叔的小屋》（Uncle Tom’s Cabin, 1852）时从中获得很大灵感的《一位前黑奴乔赛亚·亨森的生平》（The Life of Josiah Henson, Formerly a Slave, 1849）。 道格拉斯在自己的时代常被视为“非裔美国人的代表”（Ernest, “Beyond” 219），其发表于 1845 年的叙事享有极高声誉、流传甚广。这部叙事发表之后的前四个月就销售了5000 册，在 1845 年至 1847 年间售出 11000 册；而在英国，它在两年中印刷了九版，至 1860年已售出 30000 册。道格拉斯的自由，不仅是通过他与奴隶主的斗争以及他的成功逃亡，也是通过他读写能力的不断提高（包括他在废奴主义讲台上的演讲）所取得的。他撰写的叙事成为他获得解放的最后一步。正如他在叙事中宣称的那样，“你们已经见到一个人如何变为奴隶；你们将要看到一个奴隶如何变为人”（72）。通过撰写自己的故事，道格拉斯打造了自己的身份、宣布了自己的自由（Goddu 151）。道格拉斯的叙事不仅是一篇重要的奴隶叙事，也是一项卓越的文学成就，一部值得与同时代其他白人作家等同对待的作品。
道格拉斯于 1855 年出版了他的第二部叙事《我的奴役生活与我的自由》（My Bondage and My Freedom），这是他 1845 年《叙事》的扩充和修订版。道格拉斯在此强调，美国的种族主义文化使得黑人无法成为本杰明·富兰克林那样的人。道格拉斯在 50 年代初与白人废奴主义者盖里森和波士顿反对奴隶制协会因意见分歧而决裂，因而在这部叙事中他竭力与他的“黑人兄弟”建立联结（Levine 105）。
《索杰纳· 特鲁斯：一位北方奴隶的叙事》（Narrative of Sojourner Truth: A Northern Slave，1850）是“第一部在美国发表、从一个女奴视角描绘了奴隶制的罪恶的自传” （Andrews, Classic xiv）。特鲁斯（Sojourner Truth，1797—1883）曾身为奴隶，获得自由后积极参与 19 世纪废奴主义运动和妇女解放运动，倾其一生与社会的不公斗争，曾于 1851年在俄亥俄州阿克伦举行的妇女权利大会中发表了《难道我不是一个女人》（“Ain’t I a Woman?”）的著名演说。但近似文盲的特鲁斯的叙事是由别人代笔的，从 1846 年起她一直在向吉尔伯特（Olive Gilbert）口述她的经历，其叙事仅比道格拉斯的叙事晚发表五年。也就是说，在美国出生的女黑奴几乎从一开始便已经对战前奴隶叙事传统做出了自己的贡献（Moody 113）。1855 年，该书的第二版面世，由斯托作序。 除了这些以奴隶亲身经历为蓝本写成的叙事之外，美国内战前也出现了一些虚构化的奴隶叙事，例如 2002 年才首次出版的《女奴叙事》（The Bondwoman’s Narrative）。这部由盖茨在 2001 年发现的手稿，作者为汉纳·克拉夫茨（Hannah Crafts）。这部自传体小说部分借用了奴隶叙事的形式，也以第一人称写成，描写了一名黑人女奴从北卡莱罗纳州奴隶种植园到北方的逃亡过程及其追求自由的决心。小说发表之后造成轰动，也曾引起学界对于作者身份的热议，但目前已证实作者的真实姓名为汉纳·邦德（Hannah Bond），《女奴叙事》也被认为是美国非裔女性创作的第一部小说，对于非裔美国女性文学及非裔美国文学的发展都具有开拓意义。 3. 美国内战后至 1901 年美国内战结束后，对于揭露和抨击奴隶制罪恶的奴隶叙事的公共关注度有所下降，新出现的前黑奴的自传和回忆录也没有产生奴隶叙事在废奴运动中所起到的巨大影响，但一些内战前奴隶叙事的作者还在继续笔耕。布朗的最后一部回忆录《我的南方故土》（My Southern Home）于 1880 年在波士顿面世；亨森于 1881 年以《乔赛亚斯·亨森牧师（汤姆叔叔）的自传，1789—1881》（An Autobiography of Rev. Josiah Henson (‘Uncle Tom’） from 1789-1881）再次出现在公众视线里；道格拉斯于 1881 年启动了他的第三部叙事《道格拉斯的生平与时代》（Life and Times of Fredrick Douglass），1882 年和 1892 年又两次对此进行了修订，虽然依然引人瞩目，但与其前两部叙事所引起的轰动无法比拟。 内战后也出现了不少新的奴隶叙事，但这些叙事与道格拉斯为代表的战前叙事中描绘的那种英勇反叛型逃亡奴隶形象不尽相同。因为多数战后奴隶叙事作者并没有从奴役中逃亡，战后叙事的内容以及人物行为典范自然也产生了变化。战后叙事不再聚焦于揭露奴隶制的暴行或逃奴奔向自由的旅程，而更多地是宣扬了个人的成功与种族的进步。 战后奴隶叙事的作者多为来自南方的移民，他们不仅期望成功，也决心为后人和白人社会留下一份他们如何战胜逆境的记录（Andrews, Slave Narratives x）。多数这类叙事表达了作者的自豪感，因为奴役生活未曾使他们丧失自己的价值观、也没有令他们陷入绝望。他们承认策划逃离奴隶制需要极大的坚韧和勇气，但也坚持认为那些没有迈出这一步的人们亦拥有尊严和胆识。如果说道格拉斯与奴隶主的抗争象征着战前叙事中的理想黑人英勇男性气质，在战后叙事中，勤奋努力、诚信可靠、虔诚信仰体现了与冒死逃亡同样或者更多的男性气质。亨利（George Henry）在他的《乔治·亨利的生平故事》（Life of George Henry, 1894）中回顾了他在奴隶制下作为马夫、船长、甚至是监工的业绩，以亲身经历证明：“尽管身为黑人，我确确实实也是人”（qtd. in Andrews, Slave Narratives xii）。战后女奴叙事也采用了同样的立场。凯克利（Elizabeth Keckley，1818—1907）在发表于 1868 年的叙事《幕后；或 30 年的为奴经历及四年的白宫生活》（Behind the Scenes; or, Thirty Years a Slave and Four Years in the White House）中也表达了强烈的自豪感，她信奉从出生时即被剥夺了的自由原则，因为她相信她与“成百万受到奴役的族人”，是将这个国家从奴隶制解脱出来的上天旨意的一部分（Andrews, Slave Narratives xiii）。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最为著名的黑人领袖是华盛顿（Booker T. Washington，1856—1915）。1895 年，他在亚特兰大发表的著名演说使他名声大噪，成为其时代黑人的代言人。他的自传《超越奴役》（Up from Slavery, 1901）出版后影响力极大，成为战后叙事的典范。他致力于改善美国种族关系，倡导发展黑人职业教育，希望以此使黑人在社会中占有一席之地，并获得白人社会的认可。不仅如此，他本人也是黑人成功的楷模，他身为政治家、教育家和作家，曾担任过多年的塔斯基吉大学校长，直至去世。 4. 20 世纪 20 至 30 年代20 世纪 20 年代末和 30 年代又见证了对于奴隶叙事的新的兴趣。这种兴趣源自一次大战后黑人自身的文化复兴。在这一方面做出重要贡献的首先是非裔美国学者和机构。1927 年至 1935 年间，菲斯克大学、南方大学和肯塔基州立大学的非裔学者们在各地收集了七百多名前黑奴的口述史（Kachun 27），他们采访那些年迈的非裔美国人，以图抢救和保存他们作为奴隶的童年记忆，这些非裔学者采访的关注点仍然是种族提升、奴隶反抗、对待自由的态度等。 但范围更为广泛的对黑人口述的收集来自公共事业振兴署（WPA）在这一方面做出的努力。1936 至 1938 年间，公共事业振兴署资助进行了涵盖 17 个州对于两千多名前黑奴的采访。有约 4000 篇奴隶叙事被记录了下来。这些采访是关于内战前奴隶生活以及被采访者个人与奴隶制关系的证词。然而著名的“WPA 采访”也将采访从黑人学者手中转移到了白人政府官员和救灾工作人员那里，尽管这些采访具有高度的代表性和涵盖面。被采访者中的大多数人在接受采访时已经年过八十（Yetman 534-36）。其中最为年长的前黑奴修斯（Fountain Hughes）是美国前总统杰弗逊所拥有的一名奴隶的孙子，接受采访时已年逾百岁。与黑人学者的采访相比，WPA 项目的采访更加关注黑人民俗，而且总是以和解而不是愤怒、苦楚和反抗的态度结束（Kachun 28）。 这些采访记录多年来被放在国会图书馆，没有得到有效利用。但 20 世纪后半叶的民权运动以及黑人权力运动带来了对美国种族关系的高度重视，也带来对黑人的更大兴趣，格林伍德出版社最终决定出版 WPA 叙事。历史学家拉维克（George P. Rawick）在这些叙事的出版上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从 70 年代初开始他陆续将这些打字文本编辑出版。1972 年， 16 卷被搁置在国会图书馆多年的口述史面世，还有一卷拉维克撰写的导言卷，以及一卷菲斯克大学黑人学者在 20 和 30 年代对于前黑奴的采访。之后拉维克又出版了两批补充系列，第一批材料来自国会图书馆，第二批来自当年政府工作人员留在各州的记录。至 1979 年，整个丛书包含了 40 卷 3300 篇采访（Musher 105）。 WPA 叙事的重要价值在于保留了前黑奴自己的声音以及他们关于奴隶制的记忆。值得关注的是，这些前黑奴关于奴隶制的记忆存在着巨大差异，被采访人显然没有共享某种大的集体记忆。前黑奴的这种多元声音将迫使学者以更为复杂的方式反思奴隶、奴隶主和奴隶制（Schwartz 98）。 5. 新奴隶叙事（小说）二次大战之后新奴隶叙事（neo-slave narrative）在美国文坛出现，在 60 年代末 70 年代后颇为流行。这是一种采用了内战前奴隶叙事的形式、文本惯例和第一人称叙事的当代小说（Rushdy 3）。这些背景设在奴隶制时期、以黑奴为主人公的虚构作品描绘了美国黑人的经历或奴隶制的影响。20 世纪下半叶奴隶叙事的复兴是对奴隶制的再现和回溯，是对历史事实的虚构描绘，也是对黑人身份与地位的重新审视以及对自由的重新阐释，展示了历史和关于奴隶制的文化记忆在个人、种族、性别、文化和民族身份形成中的重要意义。 “新奴隶叙事”这一名称最早出现于黑人学者贝尔（Bernard W. Bell）的著作《非裔美国小说与传统》（The Afro-American Novel and Its Tradition，1987）中 a（Smith 168），被他定义为“基于民间素材”的“关于从奴役逃往自由的口头遗留下来的现代叙事”（Bell 286，289）。新奴隶叙事在过去半个世纪中产出了一些令人叹服的作品，其定义也已经得到扩展。新奴隶叙事都不同程度地借助或复制了经典奴隶叙事传统形式，从不同的视角审视了奴隶制，也以不同风格再现了历史。这些作品风格各异，有现实主义小说、后现代小说、讽刺作品，也常常融入诸多后现代元素，包括戏仿、哥特、穿越、鬼怪、科幻、怪诞、魔幻等。显然，创作新奴隶叙事的作家不仅比内战前撰写奴隶叙事的逃奴拥有更大程度的创作和修辞自由，更为重要的是，他们在一个变化了的语境中进行创作，信息更为灵通、视角更为丰富、技巧更为娴熟、对种族历史和关系也有了更为深刻的理解，因而可以自由地运用想象力来探讨奴隶制度对奴隶、奴隶主和他们后代的持续影响（Smith 168-69）。 被称为新奴隶叙事的作品包括沃克（Margaret Abigail Walker，1915—1998）的《千禧年》（Jubile, 1966）、盖恩斯（Ernest J. Gaines, 1933— ）的《简·皮特曼小姐的自述》（The Autobiography of Miss Jane Pittman, 1971）、琼斯（Gayl Jone，1949— ）的《科雷希多拉》（Corregidora, 1975）、里德（Ishmael Reed, 1938— ）的《逃往加拿大》（Flight to Canada, 1976）、巴特勒（Octavia E. Butler，1947—2006）的《血族》（Kindred, 1979）、布拉德利（David Bradley, 1950— ）的《昌奈斯维尔事件》（The Chaneysville Incident, 1981）、约翰逊（Charles R. Johnson, 1948— ）的《牧牛故事》（Oxherding Tale, 1982）和《中 间 通 道》（Middle Passage, 1990）、威廉姆斯（Sherley Anne Williams, 1944—1999）的《德萨·罗 丝》（Dessa Rose, 1986）、莫里森（Toni Morrison, 1931— ）的《宠儿》（Beloved, 1987）、罗尔斯（Nancy Rawles）的《我的吉姆》（My Jim, 2004）等。这些作家不全是来自南方，但他们绝大多数有南方血统，而且都描绘了一个虚构的南方（Newman 28）。 沃克的《千禧年》常被视为第一部新奴隶叙事，讲述了沃克曾祖父母埃尔维拉和兰德尔以及佐治亚州奴隶生活的故事，沃克把祖母讲述的家史与这个国家的历史以小说的形式记录了下来。贝尔关于新奴隶叙事的定义也基于她的作品。而莫里森的《宠儿》不仅是新奴隶叙事的最优秀代表，也是 20 世纪最为杰出的小说之一。《宠儿》是一部关于奴隶制、种族主义和性别歧视对于黑人、尤其是黑人女性的持续影响的叙事，是一部“把令人难以忘怀的历史作为充分实现的在场”的艺术作品（Bhabha 18）。与 19 世纪奴隶叙事单一声部地记叙主人公从客体变为主体的旅程不同的是，这是一个关于女主人公赛思当年在逃亡过程中为使女儿免遭为奴的命运而将其杀害后，如今又被女婴的鬼魂缠绕在身的故事。这些叙事发生在重建时期的 1873 年和 1874 年，但又时时倒叙到 1855 年，在这些倒叙和想象中，叙事人唤起了前辈黑人女性对于逃离奴隶制的恐怖回忆，也探讨了南方奴隶制所带来的深深身心创伤。巴巴指出，谋杀、自戕、弑婴是女奴反抗心理的核心表现。这些极端的形式体现了女奴们自我定位的本质（24）。《宠儿》使用了片断式的叙事和倒叙同时讲述了多个故事：赛思的为奴经历、她的逃亡、杀害女儿后的孤立生活，以及保罗·D 重新回到赛思身边并将她带回到社区后她最终的痊愈。赛思一直难以忘怀自己的奴隶过去，也一直在与宠儿（即那个女婴的鬼魂）的报复相抗争。是宠儿把赛思与她关于过去的回忆以及当今的其他人连接起来。在 19 世纪的奴隶叙事中，基于作者经历的现实主义被用来作为事实的保证。但是在改写奴隶叙事时，莫里森打破了事实与虚构的界限，使用了关于过去的持续不断的回忆，也使用一种诡异的手法把内战前时期作为当前的一部分来面对，使其女主人公最终取得痊愈和心理完整。莫里森正是通过这种“文学考古”，恢复了那些未能叙述自己历史的人们的内在生活真实，填补了传统奴隶叙事留下的空缺（Vint 243-45）。 结语 作为非裔美国文学最重要的源头，奴隶叙事构成了非裔美国叙事形式的基础。盖茨指出，历史上没有任何地方和时期的奴隶群体，留下来如此一大笔关于一个人成为另外一个人的法定财产的恐怖事情的证词贮藏，非裔美国文学传统正是诞生于这些前黑奴们创作的文学作品（1-3）。1966 年，邦当（Arna Bontemps）在谈到奴隶叙事对于之后的非裔美国文学传统的影响时也指出：“从这些叙事中产生了从威廉姆·韦尔斯·布朗到查尔斯·W. 切斯纳特、从 W. E. B. 杜波依斯到理查德·赖特、拉尔夫·埃利森和詹姆斯·鲍德温这些美国黑人作家所创作的最具震撼力的作品中所体现出的那种精神、活力与视角”（qtd. in Gates 3）。 奴隶叙事在 20 世纪 60 年代之后重新引起了学界的高度重视。《道格拉斯的生平叙事》便是一典型事例。这一叙事在 20 世纪上半叶曾一度陷入沉寂，时隔多年后才由夸尔斯（Benjamin Quarles）于 1960 年再版。但自此之后，这部叙事便以惊人的速度一版再版。从 1960 年至 1980 年再版了 4 次，从 1980 至 1992 年再版了 15 次，1992 年至 1999 年再版了 37 次，2000 年至 2010 年再版了 58 次（Kachun 30）。道格拉斯叙事的不断再版，充分说明奴隶叙事对于非裔美国文学传统的重要意义。 作为一种类型文学，也出于其政治需要，奴隶叙事无论是形式还是内容都有颇多相似之处，如盖茨指出的那样，“这种模仿与重复的过程”产生了一种累积的效果，因而每一篇叙事成为“一种共有的表述、一种集体的故事”的一部分，而不仅仅是一部个人的传记（2）。这也是为何在美国内战之后，一旦奴隶叙事不再需要用来支撑关于废奴主义的社会辩论，就很少有人将叙事作者视为个体的作家或把他们的叙事看作是独立的文学作品，这些作者也随之从美国文坛上销声匿迹。20 世纪后期这些叙事重新引起关注，不仅是因为这些叙事对于美国文学经典进行了修正，向读者展现了它们的作者是如何想象非裔美国人的，还因为这些叙事至今仍然对人类的道德境况进行着持续反思，为人们如何想象人类和建构身份的美学分析提供了资源，因而成为了具有深远意义的艺术成就（Connor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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